杜甫——漂泊的诗圣
漂泊的诗圣
楚天舒
俗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可见唐诗在中国人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之举足轻重。就算受传统文化熏陶不深的我辈，大约也能体会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句话的掷地有声。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当我们在充满幸福感地欣赏《望岳》、《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壮丽诗篇的时候，有谁能想到诗的作者，也就是有“诗圣”之称的杜甫，其一生竟是在颠沛流离中满怀辛酸、无限痛苦地度过的呢？
杜甫（712—770年）生活的时代，正是大唐王朝由盛转衰的当口。前期，他亲身体验了“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过着“裘马清狂”的生活，憧憬着“男儿生世间，及壮当封侯”的美好未来，好不惬意；但好景不长，繁华易逝，灾难接踵而至，一场安史之乱，把“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的盛唐社会搅得地覆天翻，面目全非，此后的李唐是藩镇割据，兵连祸接，老百姓流离失所，灾黎遍野。
杜甫出身于“奉儒守官”的仕宦之家，用今天的眼光看，属典型的官二代或官三代，而且是诗书传家，不像那些暴富起来的纨绔子弟，因此对这个走向巅峰又从巅峰跌落的社会自有一种使命感，杜甫自己也毫不掩饰地说“我祖诗冠古”、“诗是吾家事”，所以心气颇高，立志要“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但光写诗恐怕还是不行的，所谓“学而优则仕”，他必须借“吟诗作赋”这门技艺作敲门砖挤进官场，也就是进入主流社会，才有可能实现自己的这一远大抱负。杜甫是这样想的，在安史之乱以前也是朝这个方向努力的。他频繁地以诗歌投谒于权贵之门，“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但不知什么原因，在长安蹭蹬十年并没有取得什么好的效果。当然，文人在唐宋的命运也好像真不一样，宋佑文，所以王安石、苏东坡这样的文人都能官居要津；而唐似乎更重武，再加上玄宗宠信外戚宦官，而这些人对耍笔杆子的读书人是视若仇雠的，所以李白、杜甫这样的诗人仕途就蹇滞得不行。谋居要职而不得，对于芝麻样的小官李、杜当然又不屑，挂冠而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而曾有的政治理想当然也就泡汤了。但问题还不止于此，安史之乱的发生似在昭示，构筑大唐盛世的基础已经腐朽，这座大厦开始坍塌。坍塌的大厦不仅会伤及统治者，同时也会危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譬如像李、杜这样的退出官场的士人，本来还可以追求一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酒人生，但动荡的政局、频繁的战乱，把他们的这一点微弱的希望也打碎了。欲求一种平静、安逸的生活而不可得，最后不得不走上漂泊流离的道路，这真是一代诗圣的悲哀。
安史之乱发生后，玄宗逃亡四川，唐室无主。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境内）匆匆即位，心向唐室的勤王军和官绅纷纷向灵武靠近。杜甫似乎又看到了希望，也立即奔赴灵武，但在前赴灵武的途中却被叛军掳往长安，虽未成为叛军重点逼降的对象，却也天天过着惊魂不定的生活，他思念离散的家人，盼望勤王的大军早日收复两京。数月后，杜甫趁叛军内乱之机，冒着生命危险终于逃离长安。提心吊胆从死亡线上归来的杜甫不由得发出无限感慨：“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死去凭谁报？归来始自怜”。等回到鄜州与家小团聚时，杜甫又掩饰不住内心的高兴：“妻孥怪我在，惊定还拭泪”、“娇儿不离膝，畏我复却去”、“生还对童稚，似欲忘饥渴”。虽然此后还有一小段时间，他又带着家小回到长安，任职朝廷，甚至也可能闪过在官场上大干一把的念头，但长时间的久沉下僚和安史乱后的逃亡经历让他更深地体会到“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的道理，而且他那份狷介的书生气在新皇帝那里也吃不开，肃宗很快就把他放出朝廷，打发他到华州任司功参军。这样，杜甫在官场的发展也就到了头，一种绝望直袭心底，只好辞职不干了。而由于战乱频仍，两京不靖，杜甫体会到居京不易，于是带着一家老小自此开始了从华州到秦州而成都、夔州，出三峡到岳阳、潭州、衡州，最后客死于湘江小船上的流浪生涯。
流离道路的杜甫不可能带着百万身家，因此一路流亡下来，虽然说不上餐风露宿，但生活肯定拮据。到秦州（今天水）时，他就开始上街卖药，干些小商小贩的营生，以补生计。到成都时，他很想定居下来，但显然已是囊中羞涩，开始借居在成都郊外的草堂寺里，然后依靠各路朋友的资助，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有的出建材，有的送果苗，好不容易才搭起几间茅草房，就是那简陋的家具也是东求西借凑起来的，“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实在没米下锅了，他就向时任代理成都尹的老朋友高适求援，“百年已过半，秋至转饥寒，为问彭州牧，何时救急难”？到了这时，杜甫不仅在政治上没什么追求了，就是在生活上似也趋于自然简朴，一任生活闲散下去，“失学从儿懒，长贫任妇愁；百年浑得醉，一月不梳头”。可是，没过几年，他在成都定居下来的愿望也落空了。这一来是因为安史乱后，遍地干戈，扰攘不息，难找一片净土，他此前生活过的长安先后遭到安史叛军、回纥军甚至官军的扰攘，还有吐蕃族的侵扰；他到华州、秦州，吐蕃兵也侵掠到华州、秦州；从山高谷深、盗匪横行的蜀道一路走来，也是一路的苦不堪言；他想在天府之国的成都定居，可成都也是三天两头闹武人争地夺权的游戏，老百姓甭想过上安生的日子；而更重要的是他在成都的这几年，开始好歹有严武、高适等故旧的照顾，后来这些人或调或死，他在成都就寄食不下去了，“昔如纵壑鱼，今如丧家狗”，无奈之下，只得再度流亡。而这时，他虽然想望家山，却再也没有北走蜀道的勇气，所以出川就只能从成都南下东进经长江三峡这一条路了。
离开成都出川时，他在山城夔州（今奉节）又生活了两年。这时的杜甫，已是百病缠身，回乡的打算更加炽烈；而客居荆州的弟弟也劝他早日出峡；说起来当时的荆州也是通都大邑，官府里又不乏亲友故交，所以杜甫就漂泊到了荆州。到了荆州，杜甫才发现，回家的路其实很漫长，因为北上必经的商州一带，这时也是武人互相杀伐，烽火不熄，道路因而阻隔，而长安又天天处在吐蕃的威胁之下，所以他不得不放弃北归的计划。但荆州也非久留之地，这里虽有不少亲朋故旧，但这些人好像并没有给他一家老小的生活提供多少实际帮助，以至日常生活都难以维持，可怜到“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鳃”的地步。已是衰朽残年的杜甫，展望前程，一种日暮途穷的悲凉就像春天丛生的杂草困扰在他的心头，总也挥之不去。“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有时候，他不禁扪心自问：“我行何到此？物理直难齐。”
中原板荡，荆州难留，哪里是归宿？杜甫想到了时任衡州刺史的故旧韦之晋，就这样他驾着小船到了岳州、潭州而衡州；可等他到了衡州，故人又改任潭州刺史了；等他再回到潭州时，故人又不幸亡故了。如此大半年间，杜甫一家就在湘江里漂泊，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没有了。
他在潭州住了一段时间，靠卖药为生，但这里随即也发生了兵乱，杜甫只得驾着小船再度南下衡州、郴州，准备投奔时在郴州为官的舅父崔伟，可行至耒阳遭遇江水陡涨，被困数日后，他被迫放弃原计划，又掉转船头，再次沿江顺流而下。这回应该是下了坚决北上、回归故乡的决心，可惜贫病交加，他再也无力走出湘江了。770年的寒冬，一代诗圣无限凄凉地客死在湘江的一条小船上。
可以想见，漂泊一生的诗圣，到处寄人篱下，居无定所，“乾坤万里内，莫见容身畔”，“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其内心该是多么痛苦，多么无奈；但又有谁能想见，在如此艰难困窘的条件下，他的胸襟仍是那么阔大，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以笔作枪，写出令人叹为观止的瑰丽雄奇的诗篇，倾诉着人民的疾苦，控诉着官场的黑暗，寄托着自己对盛世的期盼。漂泊一生的诗圣留给后人的财富又何止这些？生活的艰难只是一方面，壮丽的诗篇也只是一方面，而精神的伟岸挺拔却永远激励着后来者，泰山压项不弯腰，千难万险不低头。每念及此，想“诗圣”之誉，杜甫真乃享之无愧矣。
原载： 《 中华读书报 》（ 2012年02月15日 15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