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商业文化中已出现不良因子
（一）齐国重商
齐祖姜太公，屠过牛，市过饭。虽然肉经常卖臭，饭也不咋好吃，做生意老不在行，但是老人家重商则是一定的。一到齐国，“修政，因齐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渔盐之利，而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一句话，齐是以商兴国的。不过，齐真正成为大国，跟管仲有关。管仲我们知道，也做过商人，且做商时不太地道，与鲍叔牙合伙做生意，拿的本钱少，分红时拿的利润多，鲍叔牙的伙计都看不下去。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家穷需要钱，且有老母在堂需要孝顺。不管怎么说吧，管仲应该具有精明贪利的商业品性。待自己做了齐相，遂一展其品性，制定了极佳的工商政策。第一是轻税：“通齐国鱼盐于东莱，使关市几而不征，以为诸侯利，诸侯称广焉”。第二是给商人提供各种便利：“为诸侯之商贾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菽，五乘者有伍养，天下之商贾归齐如流水”。第三是设立国营妓院，开放搞活。
当然，从管仲开始，中国的商业文化里就有了不良的文化因子。
第一，管仲发明“四民说”。也就是政府要让士农工商各营其业各处其地，不得乌合：“四民者勿使杂处，杂处则其言哤，其事易。”一句话，商人可以蒙头发大财，但是各阶层之间不能杂处，不能联合，否则他们整天乱说，想成些事太容易了。
第二，管仲发明平准制。也就是政府参与调控商业平抑物价。此招也是有利有弊。民主政体国家，它就走向社会福利一面；专制垄断国家，它就走向国进民退一面。
第三，实行盐铁粮国家专营制。这就不是国进民退了，而是直接拒绝民营进入。
第四，管仲虽然说“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他所谓的牧民富民是有限度的。《管子·五辅》篇曰：“贫富无度则失。”《奢靡》篇曰：“甚富不可使，甚贫不知耻。”也就是说，不能让老百姓过贫，但是也不能过富，满足百姓温饱就行了。特别是那些商人，过富就很危险了。他对齐桓公说：“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百乘之国必有百金之贾，非君之所赖也，君之所与。故为人君而不审其号令，则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桓公问：“何谓一国而二君二王？”管子对曰：“今君之籍取以正，万物之贾轻去其分，皆入于商贾，此中一国而二君二王也。”
管仲的意思是说，如果国王不掌控好商人，让利润皆入了商人之腰包，相当于一国二主了。这种对富商的本能的警惕，也是个不好的信号，后世君王皆接收到了。做得过分的，有干脆废除商业的，有大割资本主义尾巴的。
（二）郑国重商
郑国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是很优美的。有这样一个故事，晋卿韩宣子拥有一对玉环中的一只，听说另一只在郑国商人手里，就前往淘宝。他拜见了郑国国君郑伯，提出了自己的想法，郑相子产对曰：“这不是官府的藏品，我们国君不知道哇。”郑国的其他大臣认为子产做得不对，因为一个小小的玉环，就得罪晋这样的大国，和韩宣子这样的政治强人（晋国六卿之一，在晋国执政27年），太不值矣。子产不理。宣子绕开郑国君臣，直接找那商人去了：我买还不行吗？那个郑国商人回曰：买可以，但是我得禀报我们国君与国相。于是韩宣子去找子产，没成想子产说出一番很漂亮的话来：“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玉而失诸侯，必不为也。若大国令而共无艺，郑鄙邑也，亦弗为也。侨若献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也。”
一句话，俺们郑国立国之初就与商人有盟，互相保护呢，政府可不能依仗权力盘剥商人呢。这话说得韩宣子都害羞了，再也不好意思提买环的事情了。也许正因为有这样的政府，所以才出现一个更优美的商人爱国故事：弦高犒师。说的是秦穆公使孟盟举兵袭郑，过周以东，遇到郑之贾人弦高、蹇他。两位商人商量曰：“师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其势必袭郑。凡袭国者，以为无备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进。”乃矫郑国国君之命，以十二牛劳之。秦将相与谋曰：“凡袭人者，以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备必固，进必无功。”乃还师而反。
后世还有商人学习弦高来着，可惜时移世易，一切都不是那个味了。我说的是英法联军进北京前，同仁堂老板乐平泉联系恒利木厂的王海，捐备牛羊果品前往通州犒夷求和一事。他们浩浩荡荡地带了500只羊、50头牛和无数果品。结果英夷头目额尔金拒绝接受。据中国民间笔记载，老额是这样说的：“本国向不得受礼物，如为贸易起见，着本国弁兵照时价公平买卖”。我们的商人只好赶着牛羊回家，却在半路上被清兵抢去。
（三）越国重商
吴越争霸，除了传统的美人计，经济方面主要就是商战了。据东汉会稽人袁康等编纂的《越绝书》，文种给勾践献过伐吴九术：“一曰尊天地，事鬼神；二曰重财币，以遣其君；三曰贵籴粟槁，以空其邦；四曰遗之好美，以为劳其志；五曰遗之巧匠，使起宫室高台，尽其财，疲其力；六曰遗其谀臣，使之易伐；七曰疆其谏臣，使之自杀；八曰邦家富而备器；九曰坚厉甲兵，以承其弊。”因《史记》中勾践赐死文种时有“子教寡人，伐吴七术”之语，冯梦龙以为《越绝书》史实性不及《史记》，故删“尊天地，事鬼神”和“邦家富而备器”，九术遂成为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贵籴粟囊，以虚其积聚；三曰遗美女，以惑其心志；四曰遗之巧工良材，使作宫室以罄其财；五曰遗之谀臣以乱其谋；六曰疆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承其弊。”不管是九术还是七术，里面都包含了商战的影子。
据《史记》，范蠡老师计然（另有一说，计然就是范蠡）给勾践谈的商战经验如下：“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物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籴，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木不辟矣。上不过八十，下不过三十，则农末俱利矣。平籴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着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结果是十年，越大富，号称五霸。据说，之后范蠡弃官经商发大财，也是用的计然的商战理论。
（四）鲁国重商
周公乃鲁之始祖，而周公是很重商的，西周初期的诸多重商政策，都是周公制订的。所以春秋时期“鲁人好贾趋利，甚于周人。”孔子创儒学，轻视农工小人，但对于商，还没有轻视，其弟子子贡就是个著名的大商人。孔子表扬他说：“赐不受命，而货殖焉。”孔子甚至把自己也当商品了，发出了“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之类的吆喝。儒家轻商应该始于孟子，孟子把士称作“大丈夫”，把农夫称作“小人”，把商人称作“贱丈夫”。在孟子笔下，连商业税都是因为商人太贱了才开征的。《孟子·公孙丑下》说：“古之为市业，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有司者治之耳，有贱丈夫焉，必求龙（垄）断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网）市利。人皆以为贱，故从而征之。征商自此贱丈夫始矣”。意思是说，古代的市场，本来是以自己所有的东西，交换自己没有的东西，由官府管理。可是有些“贱丈夫”，一定要找一个独立的高地登上去，左边望望，右边望望，恨不得把全市场的赚头都由他一人赚走。大家都认为这种人很贱，于是开始向他们征税。“贱丈夫”的称谓，加上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之论在后世的恶性膨胀，商人才慢慢被戴上贱和奸的光环。
政府重商之下，春秋时期的商业出现了诸多新现象：
第一，私商大量出现，著名的有范蠡、子贡、吕不韦等。他们地位很高，或者说社会影响力很大。比如吕不韦，能把皇家接班人弄成自己的种子；越国大大范蠡弃官后经商，“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孔子的学生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后两人干脆被后世合称为“陶朱事业，端木生涯”。
第二，工商食官的格局被打破。随着自由商业的发展，官府发现官营商业不利或者亏损，且征商（征收关税和市税）比经商更能保证和增加收入，于是逐渐放弃经商而改为征商，自由商人乘机坐大，逐步取代官营商业而居于优势地位。
第三，政府的税种有三类：市税、关税和山泽税。市税开始与交易额发生关系，税率一般为百分之二。关税起源于宋国，之后各国相继效仿，在边境设关收税，税率也是百分之二。春秋中后期，关不只设在边境，内地也相继设立，且税率开始加重。至于山泽税，春秋后期开始征收，税率比前两种更重。
第四，一些小手工业者已被允许在自己住所的前屋接受加工订货。这就是所谓的工商合一，前店后坊，逐渐发展为中国商业中一种重要的补充形式。
第五，商业主要集中在城市，但是在城外农村中大道旁的空地上由交换而自发形成的定期集市也大大发展了。这种集市，本是产需双方的直接交易，但是商人涉足其间开始谋利。
详见端木赐香《有味的传统文化课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2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