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鉴赏（5） 武松误杀李外传

金瓶梅鉴赏（5） 武松误杀李外传 金瓶梅鉴赏（5） 武松误杀李外传

周钧韬

西门庆娶过孟玉楼后，得了一大笔妻财。嗣后，西门庆又与潘金莲纵淫无度，并商量迎娶之事。其时，受知县差遣去东京送礼的武松即将回归，西门庆与潘金莲听说便慌了手脚：

且说潘金莲怎肯斋戒，陪伴西门庆睡到日头半天，还不起来。和尚请斋主拈香佥字，证盟礼佛。妇人方才起来梳洗，乔素打扮，来到佛前参拜。那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但见：

班首轻狂，念佛号不知颠倒；维摩昏乱，诵经言岂顾高低。烧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烛头陀，错拿香盒。宣盟表白，大宋国称做大唐；忏罪阇黎，武大郎念为大父。长老心忙，打鼓错拿徒弟手；沙弥心荡，磬槌打破老僧头。从前苦行一时休，万个金刚降不住。

……当时这众和尚，见了武大这个老婆乔模乔样，多记在心里。到午斋往寺中歇晌回来，妇人正和西门庆在房里饮酒作欢。原来妇人卧房正在佛堂一处，止隔一道板壁。有一个僧人先到，走在妇人窗下水盆里洗手。忽然听见妇人在房里颤声柔气，呻呻吟吟，哼哼唧唧，恰似有人在房里交姤一般。于是推洗手，立住了脚，听了个不亦乐乎。落后众和尚都到齐了，吹打起法事来，一个传一个，都知道妇人有汉子在屋里，不觉都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那武二奔到酒楼前，便问酒保：“西门庆在此么？”那酒保道：“西门大官和一相识在楼上吃酒哩。”武二拨步撩衣，飞抢上楼去。只见一个人坐在正面，两个唱的粉头坐在两边。认的是本县皂隶李外传，就知来报信的，心中甚怒，向前便问：“西门庆那里去了？”那李外传见是武二，唬得慌了，半日说不出来。被武二一脚，把桌子踢倒了，碟儿盏儿都打的粉碎。两个唱的也唬得走不动。武二匹面向李外传打一拳来。李外传叫声阿呀时，便跳起来，立在凳子上，楼后窗寻出路，被武二双提住，隔着楼前窗，倒撞落在当街心里来，跌得个发昏。下边酒保见武二行恶，都惊得呆了，谁敢向前。街上两边人多住了脚睁眼。武二又气不舍，奔下楼，见那人已跌得半死，直挺挺在地，只把眼动，于是兜裆又是两脚，呜呼哀哉，断气身亡。

知县受了西门庆贿赂，到次日早衙升厅，地方保甲押着武二，并酒保、唱的干证人，在厅前跪下。县主一夜把脸番了，便叫武二：“你这厮昨日虚告，如何不遵法度？今又平白打死了人，有何理说？”武二磕头告道：“望相公与小人做主。小人本与西门庆执仇厮打。不料撞遇了此人在酒楼上，问道西门庆那里去了，他不说。小人一时怒起，悮打死了他。”知县道：“这厮胡说！你岂不认的他是县中皂隶，想必别有缘故，你不实说。”喝令左右：“与我加起刑来！人是苦虫，不打不成！”两边闪三四个皂隶，役卒抱许多刑具，把武松拖翻，雨点般篦板子打将下来。须臾打了二十板，打得武二口口声声叫冤，说道：“小人平日也有与相公用力效劳之处，相公岂不悯念？相公休要苦刑小人！”知县听了此言，越发恼了：“你这厮亲手打死了人，尚还口强，抵赖那个？”喝令：“与我好生拶起来！”当下拶了武松一拶，敲了五十杖子，教取面长枷带了，收在监内。……一日，做了文书申详，解送东平府来，详允发落。

这东平府府尹姓陈，双名文昭，乃河南人氏，极是个清廉的官。听的报来，随即升厅。那官人，但见：

平生正直，禀性贤明。幼年向雪案攻书，长大在金銮对策。常怀忠孝之心，每行仁慈之念。户口增，钱粮办，黎民称颂满街衢；词讼减，盗贼休，父老赞歌喧市井。攀辕截镫，名标书史播千年；勒石镌碑，声振黄堂传万古。正直清廉民父母，贤良方正号青天。

这府尹陈文昭已知这事了，便教押过这一干犯 人，就当厅先把清河县申文看了，又把各人供状招拟看过。

府尹看了一遍，将武松叫过面前跪下，问道：“你如何打死这李外传？”那武松只是朝上磕头，告道：“青天老爷，小的到案下得见天日，容小的说，小的敢说。”府尹道：“你只顾说来。”武松道：“小的本为哥哥报仇，因寻西门庆，误打死此人。”把前情诉告了一遍，“委是小的负屈衔冤，西门庆钱大，禁他不得。但只是个小人哥哥武大，含冤地下，枉了性命。”府尹道：“你不消多言，我已尽知了。”因把司吏钱劳叫来，痛责二十板，说道：“你那知县，也不待做官，何故这等任情卖法？”于是将一干人众一一审录过，用笔将武松供招都改了，因向佐贰官说道：“此人为兄报仇，误打死这李外传，也是个有义的烈汉，比故杀平人不同。”一面打开他长枷，换了一面轻罪枷，枷了下在牢里。一干人等都发回本县听候。一面行文书着落清河县，添提豪恶西门庆，并嫂潘氏，王婆，小厮郓哥，仵作何九，一同从公根勘明白，奏请施行。武松在东平府监中，人都知道他是屈官司，因此押牢禁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

早有人把这件事报到清河县。西门庆知道了，慌了手脚。陈文昭是个清廉官，不敢来打点他。只得走去央求亲家陈宅心腹，并使家人来旺，星夜往东京，下书与杨提督。提督转央内阁蔡太师；太师又恐怕伤了李知县名节，连忙赍了一封紧要密书帖儿，特来东平府，下书与陈文昭，免提西门庆、潘氏。这陈文昭原系大理寺寺正，陞东平府府尹，又系蔡太师门生，又见杨提督乃是朝廷面前说得话的官，以此人情两尽了，只把武松免死，问了个脊杖四十，刺配二千里充军。况武大已死，尸伤无存，事涉疑似，勿论。其余一干人犯 ，释放宁家。申详过省院。文书到日，即便施行。

陈文昭从牢中取出武松来，当堂读了朝廷明降，开了长枷，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铁叶团头枷钉了，脸上刺了两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城。其余发落已完，当堂府尹押行公文，差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武松解赴孟州交割。当日武松与两个公人出离东平府，来到本县家中，将家活多办卖了，打发那两个公人路上盘费，央托左邻姚二郎看管迎儿：“倘遇朝廷恩典，赦放还家，恩有重报，不敢有忘。”

“烧夫灵和尚听淫声”,是一段调侃、戏谑性的文字，可谓喜笑怒骂皆成文章，其所能达到的嘲讽的效果是很强烈的。这种艺术手法的运用在全书中还有不少处。有些研究者称《金瓶梅》是一部讽刺小说，是暴露文学的杰构，不无道理。

在这段文字中，作者将丑的东西，亦即无价值的东西撕毁给人看。这种讽刺和暴露是双向的：一边讽刺潘金莲的淫荡，一边嘲笑和尚们的声色之好。为了达到与西门庆苟合的目的，潘金莲亲手毒杀了丈夫。如今是武大的百日，她请来了僧人，为武大做水陆超度。然而这场超度的实际目的却是除灵后，她可以再嫁西门庆。这边是庄严、肃穆的佛堂，虔诚的超度亡灵的宗教活动正在进行。而佛堂的隔壁，潘金莲正在与西门庆行奸。佛事完满，潘金莲早已除了孝髻，换了袍服，与奸夫西门庆大模大样地并肩而立，看和尚化烧灵座。这是一幅多么滑稽、冷酷的世情图画！作者将这些具有强烈反差的镜头组合在一起，达到了对潘金莲进行强烈的谴责的目的。

对和尚们的讽刺则更具有喜剧的味道。众所周知，佛教戒律森严。其中一戒乃为色戒，“不听淫声美色”.在那严肃、庄重的佛堂，和尚们一本正经地在诵经做道场。但是他们一见到潘金莲的模样就心猿意马，七颠八倒；隔着墙壁听到潘金莲与西门庆的交欢之声，便不亦乐乎，手舞足蹈，昏迷了佛性禅心，弄得丑态百出。这种内容与形式的尖锐矛盾，构成了这段文字的极强的喜剧效果。但作者犹嫌不够，亲自站出来发了通“看官听说”的议论。作者引经据典，层层剖析，居然说出了和尚为什么戒不住淫心的一片道理，更使形象性的讽刺带上了某些理论色彩。

应该指出，关于“班首轻狂”那段韵文及“看官听说”这段议论，均是从《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中抄录改写而成的。这是个小说创作素材的来源问题，此不必赘述。这些文字虽然不是作者的创作，但无疑与作者的思想发生了共鸣。《金瓶梅》中大量地写到佛教和道教活动的场面。书中写及的道教庙宇皆气象非凡，一片鼎盛景象，如玉皇庙等；而写及的佛教庙宇却气象萧疏，一片衰败景象，如永福寺。书中写到的道士形象，除对个别小道士用些贬词外，大道士却个个气宇轩昂、仪表非常，而书中出现的僧尼形象，作者几乎都使用了贬词。这说明《金瓶梅》作者具有强烈的毁僧谤佛的思想倾向。了解并确认这一点，对进一步研究本书的作者及时代背景，均有重要意义。

吴红与胡邦炜在《金瓶梅的思想和艺术》一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新颖的看法。他们说，这一段文字写出世俗生活，特别是“性”对于出家人的吸引，写出出家人对“性”的向往，一方面也许是出于他对佛教的不满，欲揭出其虚伪性，另一方面又何尝没有在客观上表现出佛教禁欲主义与人性之间深刻的内在冲突。这无疑也完全是与明代整个带人文主义色彩的浪漫思潮，与《金瓶梅》的整个思想倾向是相一致的。和尚也是人，也与普通人一样有七情六欲，压抑了他某一方面的正常生活欲望，其实质便是造成了他在这一方面的变态心理。《金瓶梅》作者在写作时到底有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这很难说。或许有所意识，或许是由于“如实描写”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所致。但不管怎么说，《金瓶梅》作者受当时进步的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较深，这恐怕是没有问题的。

武松回到清河县，得知其兄武大郎已被奸夫淫妇杀害，且告状不准，便起杀人报仇之心。“武松误杀李外传”这一段文字，与《水浒传》中“武松斗杀西门庆”文字，有同亦有异，表现了两书作者相异的艺术审美趣味。

在《水浒传》中，武松首先杀了潘金莲，然后提着潘氏的头奔上狮子桥酒楼，与西门庆大打一场后，将西门庆抛下酒楼而杀之。潘金莲与西门庆双双被杀，他们两人的故事就此了结。这是《水浒传》的处理方法。《金瓶梅》以《水浒传》中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为引线，作者要以西门庆为典型，描写16世纪中国新兴商人的暴发和败亡；要让潘金莲生活在西门庆的家中，参与形形色色的争斗事件，最后才让武松遇赦回归而杀之。正因为西门庆与潘金莲在《金瓶梅》中要演出许许多多的活剧，所以《金瓶梅》作者不能让他们早早就死。《水浒传》写武松出差东京回归在三月初头，《金瓶梅》将其推迟到八月。这样，武大百日已过，除灵后潘金莲即可改嫁。待武松回归时，西门庆已将潘金莲娶到家中，这就使武松杀潘金莲遇到了困难。此外，小说写西门庆在武松未上酒楼前，就见其来意不善，故推更衣而跳窗逃之夭夭。这就使西门庆与潘金莲双双活了下来。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

武松不离开清河，西门庆仍可能随时被杀，那么他在清河的大量的政治、商业活动仍无法进行。如何使武松长期离开清河？这就是《金瓶梅》作者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创造了一个人物“李外传”,让他来为西门庆报信，陪着西门庆吃酒。这就造成了武松误杀李外传的情节。武松成了杀人犯 ，从此关押、充配达几年之久，这就为西门庆、潘金莲故事的展开、发展，赢得了从从容容的六七年时间，成就了《金瓶梅》这样一部卓然独立的大书。

《金瓶梅》作者这样的处理，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天才和智慧。这样的处理不仅是聪明的，而且是合情合理的。《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是个流氓、泼皮的形象，还有一身的武艺，故见了武松一场恶斗乃不可避免。《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是个商人的形象。他亦是个流氓、恶棍，但主要是商人。他爱财、爱色，自然亦爱命，懂得如何躲避凶险。因此他见武松来意不善，急忙躲避，乃在情理之中。武松则勇力过人，疾恶如仇，且报仇心切。武松知道李外传是为西门庆报信的人，盛怒之下，拿李外传出气，亦当在情理之中。

《水浒传》写武松与西门庆的一场恶斗，写得绘声绘色，惊心动魄，富有传奇色彩，将武松写成了一个富有勇力和神威的神人。这是《水浒传》作者以奇为美的审美趣味的形象表现。《金瓶梅》作者笔下的武松，则从神人返回到凡人。他本意不想打死李外传，只是李外传不告诉他西门庆的下落。武松怒气冲冲，将他倒撞落到当街之中。《水浒传》写武松打死西门庆后便自去县里投案，不减英雄本色。《金瓶梅》则写武松打死李外传后，被地方保甲“拴了”,押去县衙。这里的武松哪里还有一点英雄的影子。这些细微的更动，说明《金瓶梅》作者非奇为美，而是以俗，以真为美。入俗之所以为美，关键在于真。真实地表现民间的人情世态，使人感到亲切、自然、生动，如目前之人，如目前之事。艺术表现了真，亦就产生了美。构成《金瓶梅》的艺术之美，入俗恐怕是极为重要的因素。

武松误杀李外传后，被地方保甲拿到县衙。知县等人收了西门庆的贿赂，痛打武松，并伪称武松与李外传分钱不均而斗殴相伤，便将武松解送东平府发落。《金瓶梅》刻画官吏的形象大体上是从这一回开始的。这一回中写了两个官吏，一个是清河县知县李达天（李的出场则在第一回），一个是东平府府尹陈文昭。这是两个《水浒传》中原有的人物，《金瓶梅》作者对其作了重大的改造。

在《水浒传》中审理武松杀人案的是阳谷县知县。作者写他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一心要周全他，有意为武松减轻了案情。可见这是一个有仁义之心的好官。但在《金瓶梅》中好官变成了贪官、昏官。作者写他如何接受了西门庆的贿赂，一再毒打武松。甚至连那些和武松要好的县丞等，“都受了西门庆贿赂，粘住了口，做不了张主”.这些描写可谓入木三分，将明代社会吏治的腐败揭露得十分深刻。由此还能看出，《金瓶梅》作者对封建官场的贪赃枉法尤为深恶痛绝，一有机会便痛加挞伐。

陈文昭，在《水浒传》中完全是个清官。此人“平生正直，禀性贤明”,“父老赞歌喧市井”,《金瓶梅》对此人的改写可谓奥妙无穷。作者承因《水浒传》原文，竭力强化陈文昭的清官形象，两次直呼其为“清廉的官”,“正直清廉民父母，贤良方正号青天”.这在舆论上已将陈文昭抬上了天。他写陈文昭勘明武松冤情和西门庆罪责后，痛斥清河县知县“任情卖法”,痛责贪赃的司吏钱劳二十大板；一面开释武松，一面行文添提首恶人犯 西门庆和潘金莲。如此等等，陈文昭这一清官形象的高大已无以复加，在读者心目中留下了强烈的印象。不想作者笔锋一转，写这个清官却是奸相蔡京的门生。当西门庆转央杨提督，杨又转央蔡京。蔡京便下书与陈文昭，叫他免提西门庆、潘金莲时，他照样来个“任情卖法”,致使西门庆与潘金莲依然逍遥法外。《金瓶梅》作者采用这种冷峻的白描手法，把号称青天、为民父母，而骨子里仍是一个奸官的嘴脸，揭露得淋漓尽致。毫无疑问，陈文昭这一形象的改造，是经过作者的精心设计的。一方面说明作者深谙讽刺艺术之三昧，另一方面说明作者对世情极为洞达，对当时统治阶级的腐败、人心的险恶了解得非常深刻。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作者的立场与感情问题。可以说，作者已站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对立面，怀着无比的愤怒，在为统治阶级唱一曲送终的挽歌。

在这场任情卖法的丑剧中，作者着意将宰相蔡京、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牵涉于其中，充分说明吏治的腐败乃是从上到下，已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此亦为后文揭露蔡京设下伏笔。

此回中武松的形象，则遭到了严重损伤。《水浒传》中的武松始终是个正气凛然的好汉（当然有所神化）。《金瓶梅》作者写武松向陈文昭求告：“青天老爷，小的到案下得见天日，容小的说，小的敢说。”这样一副低三下四的奴才相，哪里还有一点儿“正气凛然”的影子；武松含冤迭配孟州牢城时，央托姚二郎看管迎儿。他说：“倘遇朝廷恩典，赦放还家，恩有重报，不敢有忘。”这哪里还有丝毫与朝廷作斗的造反英雄的气味；武松往孟州大道而去，作者写道：“若得苟全痴性命，也甘饥饿过平生。”于此可见，《金瓶梅》作者笔下的武松已蜕变为一个屈服于封建官僚和朝廷、苟且贪生、全无反抗意识的庸夫。至此，原《水浒传》中有义有烈、正气凛然的武松形象已荡然无存。

《水浒传》中武松的形象是民众的创造，是寄托着他们的理想、愿望的英雄形象；《金瓶梅》中的武松形象则是文人的创造，它已被深深地打上了封建文人的思想、情趣的烙印。两个武松形象的差异，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两书成书过程的区别：《水浒传》是民众的产物，《金瓶梅》是文人的创作。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