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鉴赏（11）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金瓶梅鉴赏（11）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金瓶梅鉴赏（11）宇给事劾倒杨提督

周钧韬

正当西门庆准备迎娶李瓶儿时，北虏犯 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失误军机，累及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被科道官参劾下狱。其亲党人犯 中陈洪（西门庆亲家）与西门庆也将一一拿办问罪。西门庆吓得魂不附体。消息传来时，西门庆正在李瓶儿处奸宿。

话分两头，不说蒋竹山在李瓶儿家招赘，单表来保、来旺二人上东京打点。

朝登紫陌，暮践红尘，饥餐渴饮，带月披星，有日到东京，进了万寿城门，投旅店安歇。到次日，街前打听，只听见过路人风里言，风里语，多交头接耳，街谈巷议，都说：兵部王尚书，昨日会问明白。圣旨下来，秋后处决。止有杨提督名下，亲属人等未曾拿完，尚未定夺，且待今日便有次第。

这来保等二人把礼物打在身边，急来到蔡府门首。旧时干事来了两遍，道路久熟，立在龙德街牌楼底下，探听府中消息。少顷，只见一个青衣人慌慌打太师府中出来，往东去了。来保认的是杨提督府里亲随杨干办，待要叫住，问他一声，事情何如说，家主不曾分付招惹他，以此不言语，放过了他去了。迟了半日，两个走到府门前，望着守门官深深唱了个喏：“动问一声：太师老爷在家不在？”那守门官道：“老爷不在家了，朝中议事未回。你问怎的？”来保又问道：“管家翟爷请出来小人见见，有事禀白。”那官吏道：“管家翟叔也不在了，跟出老爷去了。”来保道：“且住。他不实说与我，已定问我要些东西。”于是袖中取出一两银子递与他。那官吏接了，便问：“你要见老爷，要见学士大爷？老爷便是大管家翟谦禀，大爷的事便是小管家高安禀，各有所掌。况老爷朝中未回，止有学士大爷在家。你有甚事，我替你请出高管家来，有甚事引你禀见大爷也是一般。”这来保就借情道：“我是提督杨爷府中，有事禀见。”官吏听了，不敢怠慢，进入府中。良久，只见高安出来。来保慌忙施礼，递上十两银子，说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同杨干办一路来见老爷讨信。因后边吃饭，来迟了一步，不想他先来见了，所以不曾赶上。”高安接了礼物，说道：“杨干办只刚才去了。老爷还未散朝，你且待待，我引你再见见大爷罢。”一面把来保领到第二层大厅傍边，另一座仪门进去，坐北朝南三间敞厅，绿油栏杆，朱红牌额，石青填地，金字大书天子御笔钦赐“学士琴堂”四字。

原来蔡京儿子蔡攸，也是宠臣，见为祥和殿学士，兼礼部尚书、提点太一宫使。来保在门外伺候。高安先入，说了出来，然后唤来保入见，当厅跪下。厅上垂着朱帘，蔡攸深衣软巾，坐于堂上，问道：“是那里来的？”来保禀道：“小人是杨爷的亲家陈洪的家人，同府中杨干办来禀见老爷讨信。不想杨干办先来见了，小人赶来后见。”因向怀中取出揭帖递上。蔡攸见上面写着“白米五百石”,叫来保近前说道：“蔡老爷亦因言官论列，连日回避阁中之事。并昨日三法司会问，都是右相李爷秉笔，称杨老爷的事，昨日内里消息出来，圣上宽恩，另有处分了。其手下用事有名人犯 ，待查明问罪。你还往到李爷那里说去。”来保只顾磕头道：“小的不认的李爷府中，望爷怜悯俯就，看家杨老爷分上。”蔡攸道：“你去到天汉桥迤北高坡大门楼处，问声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名讳邦彦的。你李爷，谁是不知道！--也罢，我这里还差个人同你去。”即令祗候官呈过一缄，使了图书，就差管家高安同去见李老爷，如此这般替他说。

那高安承应下了，同来保出了府门，叫了来旺，带着礼物，转过龙德街，径到天汉桥李邦彦门首。正值邦彦朝散才来家，穿大红绉纱袍，腰系玉带，送出一位公卿上轿而去。回到厅上，门吏禀报说：“学士蔡大爷差管家来见。”先叫高安进去，说了回话，然后唤来保、来旺进见，跪在厅台下。高安就在傍边递了蔡攸封缄，并礼物揭帖；来保下边就把礼物呈上。邦彦看了，说道：“你蔡大爷分上，又是你杨老爷亲，我怎么好受此礼物？况你杨爷，昨日圣心回动，已没事。但只是手下之人，科道参语甚重，已定问发几个。”即令堂候官：“取过昨日科中送的那几个名字与他瞧。”上写着：“王黼名下：书办官董升，家人贾廉，班头黄玉；杨戬名下：坏事书办官卢虎，干办杨盛，府掾韩宗仁、赵弘道，班头刘成，亲党陈洪、西门庆、胡四等。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揆置本官，倚势害人；贪残无比，积弊如山；小民蹙额，市肆为之骚然。乞敕下法司，将一干人犯 ，或投之荒裔，以御魑魅；或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来保等见了，慌的只顾磕头，告道：“小人就是西门庆家人。望老爷开天地之心，超生性命则个！”高安又替他跪禀一次。邦彦见五百两金银只买一个，名字如何不做分上，即令左右抬书案过来，取笔将文卷上西门庆改作贾庆；一面收上礼物去。邦彦打发来保等出来，就拿回帖回蔡学士，赏了高安、来保、来旺一封五十两银子。

来保路上作辞高管家，回到客店，收拾行李，还了店钱，星夜回到清河县来。早到家见西门庆，把东京所干的事从头说了一遍。西门庆听了，如提在冷水盆内，对月娘说：“早时使人去打点，不然怎了。”正是：这回西门庆性命有如落日已沉西岭外，却被扶桑唤出来。于是一块石头方才落地。过了两日，门也不关了，花园照旧还盖，渐渐出来街上走动。

这一回书在小说中具有特殊地位，它第一次写到朝延大政，写到国家的内忧和外患问题。所谓内忧者，宋徽宗昏庸无道，奸相蔡京专权，朝廷已腐败到极点；所谓外患者，异族不断入侵，边事频繁，腐败的朝廷无以为抗。小说写到金兵入侵中原，抢过雄州地界。兵部尚书王黼不发人马，失误军机，累及东京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蔡京主议代辽，内割三郡，误国误民；王黼谬掌本兵，慕位苟安，纵虏深入，失陷内地。王黼、杨戬律应处斩，手下亲党有西门庆亲家陈洪及西门庆等人，要发边卫充军。照例说《金瓶梅》是一部写一个商人家庭兴衰的人情小说，可以不涉及朝廷大政、内忧外患问题。然而《金瓶梅》不仅涉及了，而且涉及得很深，其意义在于：一、突出了《金瓶梅》故事所发生的特定的时代背景。这是一个内忧导致了外患、内忧与外患紧密结合严重威胁国家安全，封建王朝整个地、无可挽救地走向死亡的时代。二、作者将一个平凡的商人家庭的兴衰放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代背景下来描写，大大扩大了这部小说的社会历史价值。三、它通过写西门庆结交权贵而致富发家的过程，揭露了上自朝中宰相、封疆大吏，下至府尹、知县等等无不贪赃枉法、腐化堕落的真相，达到了“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的艺术效果。

这一回书还表现《金瓶梅》在艺术结构上的重大特色。《金瓶梅》以前的长篇小说大体是单线递进结构，全书以叙述故事为主，以事系人，人随事出。《金瓶梅》则以写人为主，以人系事，事随人出。有的研究者指出，《金瓶梅》全书以西门庆为主，通过西门庆的家庭生活、官场生涯和市井活动，把人物关系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西门庆走到哪里，就把故事带到哪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纵横交织，蔓延扩展，全书的情节也像一张大网向四面八方撒开。它不仅致力于情节结构的纵向推进，同时也注意情节结构的横向拓宽，在时间顺序中尽量展开艺术空间的穿插，使时空交错，递相发展。这些分析很有道理。《金瓶梅》的结构乃是时空交错、纵横拓展的开放式的多层次的网络式结构。它就像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一样错综复杂。这样的结构方式能够充分地再现广阔的社会生活面，能够充分地再现错综复杂的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此外，从审美欣赏上说，它打破了单线递进结构的简单、平直的缺点，犹如九曲黄河，波澜起伏，千丘万壑，变幻莫测。上一回小说写西门庆谋财娶妇，西门庆迎娶李瓶儿，连日子都定了。可谓万事俱备，只等新盖的房子落成而已。按照一般结构方式，这一回当然要写迎娶之事。可是《金瓶梅》偏偏让你猜不着，突然平空生事，来了个宇给事劾倒杨提督，李瓶儿招赘蒋竹山。由此，故事情节暂时分为两条线发展。一方面是西门庆因陈洪是杨戬的亲党而遭受牵连，急忙上京打点，以求消灾免祸。另一方面，李瓶儿思念成疾，后知西门庆吉凶难保，迎娶之事无望，便招蒋竹山入赘。后来西门庆打点成功，官司了结。又派人收拾了蒋竹山，李瓶儿再嫁西门庆。两条线的发展又合归为一。有的研究者将此称为“双面穿插法”:在情节双线发展的时候，作者从西门庆和李瓶儿两方面同时穿插进了有关人物和事件。例如，在西门庆这一条线上，插入了来保上京贿赂蔡攸、李邦彦，唆使草里蛇、过街鼠毒打蒋竹山等等；在李瓶儿这一条线上插入了招赘蒋竹山，给银与蒋竹山开生药铺，最后又痛骂、赶走了他，重新趋附西门庆。这样两条线索主次分明、纵横交错，形成了时空的二维组合，大大扩展了小说的容量，丰富了艺术表现的手法。应该说，这些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此外，“宇给事刻倒杨提督”这段文字，对弄清楚《金瓶梅》的时代背景问题十分重要。严重的内忧与严重的外患相结合，从根本上威胁着国家的安全与存亡，这就是小说所表现的这一时代的重要特征。根据小说所写，这大体上是明代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时代特征。例如，小说作者通过写宇文虚中的劾本，将一切内忧与外患的严重事件，都加罪于蔡京。但一查宋史，不对了。其一，“北虏犯 边，抢过雄州地界”,此事发生在宣和四年（1122）。《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六月己丑，钟师道退保雄州，辽人追击至城下”.又据同书卷四十九《蔡京擅国》篇载：宣和二年“六月戊寅，诏蔡京致仕。京专政日久，公论盖不与，帝亦厌薄之”.蔡京以太师鲁国公退相位，由王黼为太宰（左相）。这就是说“北虏犯 边，抢过雄州地界”事，发生在蔡京退位以后的两年，可见此事与蔡京无涉。《金瓶梅》所写与史实不符。其二，关于“内割三郡”问题。此事发生在靖康元年（1126）《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寇》篇载：靖康元年正月“甲戌……（帝）命税使金军。……斡离不谓之曰：……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之地……”同书载：“李邦彦等力劝帝从金议”,“李邦彦等言：‘都城破在朝夕，尚何有三镇？’”于是，帝一依其言，遣沈晦以誓书先往，“并持三镇地图示之”.可见决定割地者是钦宗帝，劝帝割地者为李邦彦，此事与蔡京又无涉。且蔡京虽于宣和六年（1124）十二月重新起用“复领三省事”,第四次当国，但于宣和七年（1125）夏四月又免官。割三镇事发生在靖康元年，蔡京免官以后，这如何能算作他的罪行。其三，关于“兵部给事中宇文虚中等”上本劾蔡京误国纵虏问题，亦与史实不符。据《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三《复燕云》篇载：宣和四年，中书舍人宇文虚中曾上书，但所言为不宜出兵伐辽事，主张“罢将帅还朝，无滋边隙”.可见与《金瓶梅》所写完全相违。作为文学作品，《金瓶梅》对这段史实如此大量加工改造是完全可以的。问题是作者为什么这样做？我认为，从表现上看作者意在独罪蔡京，而实质上是独罪严嵩。在这里，作者将严嵩擅国时期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揭露得十分深刻。

嘉靖朝世宗昏庸，严嵩误国。严嵩大量侵吞军费，“朝出度支之门，暮入奸臣之府，输边者四，馈嵩者六”.守边将官为贿赂严嵩以求升迁，亦大量尅扣军饷，士卒多次哗变，边防力量衰竭，致使北部蒙古鞑靼部大肆入侵。嘉靖二十五年，鞑靼骑兵进犯 延安府，深入三原、泾阳等地杀掠；二十六年，鞑靼可汗俺答合众入河套，谋犯 延安、宁夏；二十七年，俺答进扰宣府；二十九年，进犯 大同，又东去攻打古北口，明军失守，俺答直犯 京师，在北京城下烧杀抢掠，大火冲天，明军不敢出战，京郊损失惨重。在如此边患严重的时刻，严嵩仍不为国计而借机陷害异己。嘉靖二十五年，总督三边兵部侍郎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得到内阁首辅夏言的支持，并出击取胜。而严嵩为谋夺夏言首辅位，进谗言。《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八《议复河套》篇载：二十七年，“严嵩积憾言，且欲躐其首辅，于是因灾异疏陈缺失，谓：‘曾铣开边启衅，误国大计所致。夏言表里雷同，诸乱国事，当罪'.遂罢言，逮铣诣京”.后曾铣处斩。冬十月，“值居庸报警，嵩复以开衅力持，竟坐与铣交通律，弃西市。言既死，大权悉归嵩矣”.夏言、曾铣遭斩后，俺答又南侵直犯 北京。严嵩却授计于兵部尚书丁汝夔说：“地近丧师难掩，当令诸将勿轻战，寇饱自去。”（《严嵩用事》篇）由此可见，《金瓶梅》对蔡京误国，纵虏深入的叙述，难道不正是严嵩误国，纵虏深入的真实反映吗？《金瓶梅》讥刺的对象是严嵩，它反映的是明代嘉靖朝严嵩专政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这就是《金瓶梅》的时代背景。吴晗先生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说，《金瓶梅》写的是明代万历中期的社会状况，此论不能成立。

原载：《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