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为何看不起曾国藩？
曾左初会
曾国藩与左宗棠的首次见面，是在咸丰二年(1852)十二月二十一日傍晚。
曾国藩回湖南本是为母亲办丧事。没想到恰逢太平军横扫两湖，皇帝命他出任帮办湖南团练大臣。曾国藩墨绖出山，这一天赶到长沙。
到了馆舍，换过衣服，匆匆洗了把脸，曾国藩就坐下来，与前来迎接的湖南巡抚张亮基及其幕友左宗棠展开长谈。
论身份，在座的三人中，左宗棠最为卑微。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也就是前副部长。张亮基是一省之主。而左宗棠出身仅是一个小小的举人，身份不过巡抚的师爷。然而谈起话来，左宗棠却成了主角儿。他不等张亮基开口，就详细介绍起长沙的防务安排，指手划脚，滔滔不绝，一副大权在握、舍我其谁的神态。一声不吭的张亮基似乎倒成了他的跟班儿。曾国藩也只有俯耳静听的份儿，一时插不上话。
然而曾国藩却并不觉得不舒服。相反，他越听，越觉得这个左宗棠确实名不虚传。此次会面之前，左宗棠之名对曾国藩来说已经如雷贯耳，太多朋友向他介绍过这位 “湖南诸葛亮”是如何卓绝特出。交谈之中，左宗棠之头脑清晰，气概慷慨，议论明达，言中款要，确实令曾国藩颇为叹服。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写道：
(腊月)二十一日驰赴省垣，日与张石卿中丞(张亮基)、江岷樵(江忠源)、左季高(左宗棠)三君子感慨深谈，思欲负山驰河，拯吾乡枯瘠于万一。盖无日不共以振刷相勖。
其实，何止曾国藩一见倾心。在会见曾国藩之前，这个小小的乡下举人早已经名满湖湘，令好几位大人物“一见即惊”了。二十二年前的道光十年 (1830)，江苏布政使贺长龄丁忧回湘，见到当时年仅十八岁的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村青年左宗棠，即为其才气所惊，“以国士相待”，与他盘旋多日，谈诗论文，还亲自在书架前爬上爬下，挑选自己的藏书借给他看。道光十七年(1837)，回到老家的两江总督陶澍见到二十多岁的举人左宗棠，“一见目为奇才”， “竟夕倾谈，相与订交而别”。不久又和他订下了儿女亲家。道光二十九年(1849)，云贵总督林则徐回家途中，也因为闻听左的大名，特意邀左到湘江边一叙。林则徐“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宴谈达曙乃别”。
令这些阅人无数的官场大僚不约而同地倾倒如此，左宗棠的才华横溢可想而知。太平军起之际，湖南巡抚张亮基派人三顾茅庐，把他请出了山，通省要务，概以任之。虽然身份仅为一名师爷，却实际负担起全省军政要务，在湖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张亮基反倒成了一块牌位：制军于军谋一切，专委之我；又各州县公事票启，皆我一手批答。
曾国藩虽然是高居二品的京官，但想在地方上开辟一番事业，其实并不容易。因为他毕竟是在籍官员，而不是实任官员。现官不如现管，如果湖南地方官员不大力配合他，无职无权的他寸步难行。因此，对这个小小举人，曾国藩极为尊重，言必称兄。不论大小事情，无不虚心请教。他相信，有这位明敏强毅的师爷帮忙，他在湖南办理团练，一定会相当顺利。
曾国藩“才具稍欠开展”
然而，左宗棠对曾国藩的印象，却有一点复杂。
作为如今朝中官位最高、声誉最好的湖南籍官员，曾国藩早已为湖南通省士林所景仰。在见面以前，左宗棠也听许多朋友夸赞曾国藩学问如何精深，品格如何方正。一见面，左宗棠并没有失望。人言曾国藩“向无大僚尊贵之习”，此言确实不虚。二品大员曾国藩没有一点官架子。他看起来更像一介循循儒生，衣着简朴，神态谦逊，一脸书生之气。
而曾国藩言谈中所表现出的强烈担当意识，更让左宗棠刮目相看。晚清天下滔滔，官员们以敷衍塞责为能。在这种黑暗污浊的大背景下，曾国藩以清新方正之姿进入左宗棠的视野，如同鲍鱼之肆中吹入一股清风，不能不令左宗棠意外而且欣喜。因为曾氏的“正派”，“肯任事”，他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对曾国藩的第一印象说：曾涤生侍郎来此帮办团防。其人正派而肯任事，但才具稍欠开展。与仆甚相得，惜其来之迟也。
这个第一印象应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是我们要注意其中的这样一句话：“才具稍欠开展。”初次接谈，左宗棠就得出了曾氏才略平平的结论。这句评价奠定他对曾国藩一生轻视态度的基础。
在别人眼里雄才大略的曾国藩，何以在左宗棠眼里却“才具稍欠开展”呢？
曾国藩确实不是那种让人“一见即惊”的人。乍一接触，你不但会觉得他并无什么出众之处，甚至还会认为他有点笨头笨脑。许多人一见到曾国藩，都觉得有点失望。方宗诚见到晚年的曾国藩，觉得他不像一位总督和将领，而像一位土里土气的乡村老教师：“宽大和平，不自矜伐，望之如一老教师耳。”而后来英国人戈登见到曾国藩时，也大感失望：“曾国藩却是中等个子，身材肥胖，脸上皱纹密布，脸色阴沉，目光迟钝，举止行动表现出优柔寡断的样子—这与他过去的历史是不相符合的；他的穿着陈旧，衣服打皱，上面还有斑斑的油迹。”
如果测智商的话，曾国藩肯定不如左宗棠。曾国藩前后足足考了七次，二十三岁才中了个秀才，而且还是全县倒数第二名。梁启超说：“文正固非有超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曾国藩自己也说：“余性鲁钝，他人目下二三行，余或疾读不能终一行。他人顷刻立办者，余或沉吟数时不能了。”身上没有一点 “天才范儿”。
另外，曾国藩是典型的粘液质性格，这种人的特点是反应缓慢，行动拘执，谨慎内向，凡事只肯说三分话。他观察思考得比一般人细，下判断也比一般人要慢。周腾虎曾经说曾国藩“儒缓不及事”。他的学生李鸿章也当面指出他病在“儒缓”：“少荃论余之短处，总是儒缓。”他对周李二人的判断是首肯的，说“余 亦深以舒缓自愧”，“驽缓多病，百无一成”。这种性格特点更加重了他的“笨拙”，使他眼中乏精悍之气，面上无果决之容。在左宗棠滔滔不绝指划天下之时，他只是默默倾听，认真思考，并没有在第一时间贡献出什么高明的见解。因此左宗棠才得出了“才具稍欠开展”的第一印象。
书信误会
左宗棠的性格和曾国藩可谓截然相反。他是典型的多血质，这种人的优点是反应迅速，做事果断，尤其善于在纷纭复杂的局面中迅速发现机会，定下策略。缺点则是过分自信或者说自大，性情过于张扬外露。左师爷的傲慢，和他的才气一样有名，甚至比他的才气更为有名。在巡抚面前，他以救星自居，面对曾国藩，他更毫不客气。一般来说，多血质人格者和那种做事缓慢，反应迟钝，过于谨慎的同事通常很难合得来。而曾国藩恰恰是这种人。再加上刚刚出山办事之时，曾国藩远非后来的 “老奸巨猾”，而是一个“官场愣头青”，在一些具体问题的处理上，书生气重，拘执生硬，令左宗棠看着着急，忍不住经常加以“指导”。好在曾国藩和张亮基一样好脾气，对左宗棠俯首听命，从善如流。因此才造成了这段难得的“同心若金”。
可惜的是，这段蜜月为期过短。咸丰三年，张亮基调任署理湖北总督，左宗棠也随之北上武汉。这两个人一走，曾国藩在湖南马上就寸步难行，处处碰壁。那些湖南官员早就痛恨曾氏越位侵权，此时团结起来，处处给曾国藩小鞋穿。曾国藩一怒之下出走衡阳，想脱离湖南官场，独力创建湘军。这个想法看起来解气痛快，实际操作却困难重重。刚刚来到衡阳曾国藩势单力孤，形只影单，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处境十分困难。恰在此时，张亮基调离湖北，左宗棠也归乡隐居。曾国藩闻讯大喜，立刻写信请他来帮助自己。
在长沙数月，曾国藩自觉与左宗棠惺惺相惜，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战斗友谊。他认为，在庸官遍地的湖南官场，只有左宗棠和他是以天下为已任的英雄。别人不理解他为什么自讨苦吃自练军队，左宗棠一定能理解。别人不支持他“赤地立新”，左宗棠一定会出来支持他。
因为深知左氏的性骄气傲，所以他给左宗棠的这封邀请信写得异常客气：
弟智虑短浅，独立难拄，欲乞左右野服黄冠，翩然过我，专讲练勇一事，此外，概不关白于先生之前。先生欲聋两耳，任先生自聋也，吾不得而治之也，先生欲盲两目，任先生自盲焉，吾不得而凿之也。
意思是说，我请您做一个高级顾问，不敢让您承担那些琐碎的俗务，只要居傍指点指点我就可以了。
令曾国藩万万不想到的是，左宗棠回给曾国藩一封极为冷淡的信，明确拒绝，“文字似敬实疏，态度似谦实傲，与曾国藩之火热心肠、尊奉情怀，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不仅如此，左宗棠在给朋友的信中谈到此事时还语含讥讽：
涤公正人，其将略未知何如。弟以刚拙之性，疏浅之识，万无以赞高深。前书代致拳拳，有感而已。
很显然，左宗棠不愿做曾国藩的助手，主要原因是对曾国藩的“将略”评价颇低。在长沙期间的短暂合作，并没有扭转他对曾国藩才能的评价。况且当时曾氏以在籍侍郎练兵，非官非绅，地位尴尬，没权没钱，左宗棠不认为他是能大有作为的靠山。
收到了左氏的回信，曾国藩才发现自己原来在左宗棠心目中原来如此无足轻重。这令他深觉伤心。
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在曾左关系中，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心理因素我们不能不提，那就是左宗棠的科举情结。
左宗棠幼有神童之誉，读书一目十行，举一反三。他那颇有眼光的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就说，他的两个哥哥将来只能做教书先生，他却有万里封侯的希望。
左宗棠自我期许亦极高，他终生最崇拜的人是诸葛亮，与朋友通信，动辄自署“今亮”(当今诸葛亮)、“老亮”。还在学生时期，他就“好大言，每成一艺，辄先自诧”。每写完一篇文章，都要先自己惊诧一番：怎么写得这么好啊！难道真的是我写的吗？成年之后，他更是恃才傲物，爱吹牛，爱自夸，“喜为壮语惊众”。平平常常的吹捧他听来根本不过瘾，最喜欢听过头的吹捧，把他比作神仙圣人他听起也不刺耳。曾国藩对此看得很清楚，晚年他曾对幕僚赵烈文说：“左季高喜出格恭维。凡人能屈体已甚者，多蒙不次之赏。此中素叵测而又善受人欺如此。”
自视如此之高，现实却不给他面子。左宗棠一生有一个触不得的痛点，那就是科举。他中举之后，本以为取进士如探囊取物。不想一个举人却成为他功名的顶点。在这之后，六年之间三次会试，都名落孙山。这对本来一帆风顺的他是一个极大打击，一怒之下，他当众发誓此生再不应考。
然而在传统时代，像左宗棠这样不中进士，又不肯走捐官之类的歪门邪道的人，基本上就宣告了与官场绝缘，也实际上就等于断送了他的“孔明再世”之梦。腹中再多韬略诗书，也没有任何用处。因为家贫，他早年入赘到妻子家中，这在传统时代，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极为尴尬的事。他本来以为自己能早早科名发达，摆脱这一屈辱的身份，不料天不遂人愿，这种倒插门生活一连过了许多年。“自命不凡”、“口多大言”却伴着“赘婿身份”、“连年落第”，左宗棠的性格因此集极度自卑与极度自尊于一体。
因此，对于那些高中科甲、飞黄腾达之人，左宗棠下意识中一直有一股莫名的敌意。在他后来的家书中，经常能看到他对科名中人的讥评之语，比如“人生精力有限，尽用之科名之学，一旦大事当前，心神耗尽，胆气薄弱，……八股做得愈入格，人材愈见得庸下。”换句话说，在他看来，科举越成功的人，能力往往就越差。而曾国藩似乎天生就是左宗棠的反衬。曾左二人身上有太多相似之处：他们年龄只差一岁，一个四十一，一个四十。又同为湖南人，一为湘乡，一为湘阴。家境也相当，都出身小地主家庭。只因科举运气不同，如今命运迥异。曾国藩中举之后，科举路上极为顺利，中进士，点翰林，在翰林院中仅凭写写文章，弄弄笔头，十年中间，七次升迁，到太平军起之时，这两个人，一个是朝中的副部级侍郎，一个却是白衣的举人，身份相悬，如同天地。左宗棠自认为是国中无二的人才，比曾国藩高明百倍，却进身无门，只好靠当师爷来过过权力瘾。而曾国藩虽然才智平平，仅仅因为科名运气好，办什么事都能直通九重。曾国藩的存在，简直就是上天用来衬托左宗棠命运的坎坷。所以左宗棠看待曾国藩，下意识中有一种莫名的反感。他一直戴着有色眼镜，千方百计放大曾国藩身上的缺点和毛病，来验证自己的“上天不公论”和“科举无用论”，为自己寻找一个心理平衡。想让他左宗棠来做曾国藩的幕僚，这实在有点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