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士彦于《宋论》点校例言指出：“船山史论两种，成于最晚之岁。盖读史有感，随事触发。初无意于为文，故每篇皆不立题目：而于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制作轻重之原，均有论列。又自以身丁末运，明帜已易，禹甸为虚，故国之痛。字里行间。尤三致意焉。”的确，王夫之作为明末清初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其思想的博大精深，让人望洋兴叹：而把亡国之痛、故国之思打并到对传统文化深刻总结的精神。
更是让人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作为王夫之史论两种之一的《宋论》，对抗金名将岳飞的刻画和论述，在其少有推可的尖锐批判态度中，直以“岳侯”称之，用惋惜的笔调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敬意。这固然与他的遗民情结有关，但除却这个成分，王夫之透过历史文化层面反思历史人物所达到的高度和广度，的确让后人难以企及。可以这么说，通过《宋论》及《宋论》中有关岳飞形象的论述及精当的评定，我们可以对岳飞有一个基本的全面了解。
而理解了岳飞。差不多就可以比较清晰的了解南宋初宋王朝与金国之间那场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以及当时南宋王朝内部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斗争：同时，理解了岳飞，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地了解有宋一代军事制度和政治制度等一系列文化层面的内部运作规律。反过来而言，要全面真实地把握岳飞这一著名的历史形象，也只有把岳飞放置在有宋一代整个文化史下加以观照，才能真正诠读岳飞这一历史形象。
众所周知，南宋初，南宋王朝所面临的形势。诚如宋高宗于建炎三年八月所言：“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鳃鳃然……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甚至连主战派的李纲也云：“今欲战则不足，欲和则不可，莫若先务自治，专以守为策。”因此，在“不亡如缕”的历史紧要关头，南宋王朝要想继续生存下去，其可供选择的道路，无非就是战、守、和、逃。面对四者的抉择。宋高宗以一国之主，采取的策略是以逃带守，以守备战;以战为守，以守求和;以和养战，以战保和。
可见，由于各种利益的角逐，宋高宗的战略落脚点始终在放在“和”上。“和”才是是其所坚持的最高宗旨和最终目的，这可从他多次对自己心迹的表白中得到证实，如绍兴十二年三月他说：“朕兼爱南北之民。屈己讲和，非怯于用兵也。若敌国交恶。天下受弊，朕实念之，令通好休兵，其利博矣。士大夫狃于偏见，以讲和为弱，以用兵为强，非通论也。”
绍兴十九年四月高宗与秦桧的对话云：“上曰：‘自顷用兵，朕知其必至于讲和而后止，在元帅府时，朕不知有身，但知有民，每惟和好是念。’桧曰：‘此所以延天命也。’上曰：‘用兵盖不得已，岂可乐攻战。本朝真宗与契丹通和，百余年民不知兵。神宗虽讲武练兵，实未尝用。朕自始至今，惟以和好为念。盖兼爱南北之民，欲以柔道御之也。”’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极力维护和议的秦桧已死，高宗仍对主和大臣魏良臣、汤思退说：“两国和议，秦桧中间主之甚坚，卿等皆尝有力。今日尤当协心一意，休兵息民，确守不变，以为宗社无穷之庆。”
不过，尽管如此，高宗为了更加有效的维护其统治，他并没有放弃“战”这个手段，因为他十分清楚地明白，没有“战”作为后盾，“和”无异于痴人说梦，所以，高宗又经常以“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正赖卿等乘机料敌，力图大功”、“朕怀国家之大耻，竭尽民力以养兵训戎，恢复之事，未尝一日少忘于心”等这样的高调激励将兵在外的帅臣、大将，要求他们积极备战。收复故疆，恢复中原，实现中兴。
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身处南宋初年的岳飞，以一介草民，自觉承当起了挽救当时风雨飘零的南宋王朝的历史使命，在不到十年的时间，迅速崛起为“可谓中兴诸将第一”，成为南宋赖以生存的关键人物。作为当时最高统治者，宋高宗不仅对岳飞“擢自布衣”，许以高官厚禄，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便“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数视二府”，面对高宗的“宠荣超躐，有踚涯分”，弄得岳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在以利相诱的同时，宋高宗还使尽“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有臣如此。顾复何忧。进止之机，朕不中制”、“卿忠义出于天资，忱恂着于臣节。志徇国家之急，身先行阵之劳”、“卿智勇兼资，忠义尤笃。计无遗策，动必有成，勋伐之盛，妮耀一时”、“卿一时人杰。董我戎旅。百战百胜，厥功茂焉”、“卿识洞韬钤，天资忠孝，龙骧虎视，声动四方，眷遇之隆，超越今昔”等这样的甜言蜜语。蛊惑岳飞，这就像一顶无形的“紧箍咒”。控制着岳飞的思想，使得岳飞对高宗只能是“感激之心，唯极涕泗”。对于宋王朝，也只能是一心想“立奇功，殄丑虏，复三关，迎二圣，使宋朝再振，中国安强”。因此，出身卑微的岳飞，时常以“委身徇国，竭节事君”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也就入情入理。不足为怪。
但遗憾的是，岳飞并没有弄清楚自己只是高宗手中的一颗棋子而已，更投有弄清楚高宗和权臣秦桧把自己当成这颗棋子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方面，宋高宗和权臣秦桧所使用的驭下之术，恰恰就是利用忠君爱国这顶“紧箍咒”给岳飞牢牢地戴上，然后让他死心塌地的为国捍难;另一方面，他们自己却与怀揣着难言之隐及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唯和是求，对主战派将领时刻都有着很强的猜忌心理，这一点，王夫之曾给予非常尖锐地指出：“高宗之为计也，以解兵权而急于和;而桧之为计也，则以欲坚和议而必解诸将之兵，交相用而曲相成。”
岳飞既然弄不明白，所以宋高宗只要在给自己的御札中表明“卿忠勇冠世，志在国家。朕方倚卿以恢复之事”、“恢复之事，朕未尝一日敢忘于心，正赖卿等乘机料敌，力图大功”。“朕怀国家之大耻。竭尽民力以养兵训戎，恢复之事，未尝一日少忘于心”时，岳飞不仅天真的相信了。而且还一直跟随着统治者的意志“老实”地鼓吹所谓的“中兴基业”，进而用自己的切实行动去收复中原失地、迎回“二圣”。其实。也许岳飞根本就没有想到，他心目中的“中兴基业”与统治者及其信任的权臣之间的“中兴基业”，其间的距离到底有多大!
当然，岳飞有时也从感性的层面认识到了自己位卑权高，执掌军事大权在当下的历史环境中是危险的。因为作为熟读诗书、饱食武艺的岳飞，对历史和本朝与自身相关的典故应该还是有所了解的。历史是不用说了。本朝对武臣的猜忌甚于以往任何朝代。石守信、高怀德之解兵，曹翰之不使取幽州，王德用、狄青之屡蒙按劾。都是宋代统治者不惜自家长城之坏而由来已久的成例。所以，王夫之甚至极端地指出：“夫宋所以生受其敝者，无他，忌大臣之持权。而颠倒在握，行不测之威福。以图固天位耳。”
叹不止一次的感叹道：“宋之以猜防待武臣，其来已夙矣。”“呜呼，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鉴陈桥之已事，惩五代之前车，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即至高宗，微弱已极。犹畏其臣之强盛。横加锓削。”顺乎此，也就不难理解秦桧为什么以归虏之徒的身份，而会得到高宗的宠信，因为秦桧只是“以文墨起家，孤身远至。自可信其无他。”但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秦桧会“罅从中决，成巨浸以滔天。成乎萧衍、杨坚之势”，以至于高宗“藏刃靴中，思与争死。而莫能自振”，这当然是后话。而岳飞则不同，他不仅有赫赫战功。执掌军事大权。而且令名播于全国，这对于“怀黄袍加身之疑”的宋代统治者来说。无疑如芒刺在背。就不得不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了。总之，造成岳飞这种难堪的境地，是宋代一贯以来以“天下事尽繇书生”及“兵权不可假人”的政策主张使然，但其恶果却是以至于“叩马之书生知岳侯之不足畏”这样的局面。因此，造成岳飞的悲剧也就不难理解了。
所以，为了保身，岳飞也曾屡次三番地提出解除自己的军事职务以及恳辞朝廷对自己的封赏。据《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记载：当时“诸大将多贪功，先臣每被赏，辄以无功辞，甚至六、七辞，不肯妄受。”嗍这一说法并非虚言。从绍兴四年四《辞建节札子》开始，绍兴五年，岳飞除了一一辞掉朝廷给其儿子、母亲的封赏外。又连续三上《乞官祠札子》、四上《辞检校少保札子》及三上《辞招讨使札子》。绍兴六年，有三《乞终制札子》，有因《目疾乞解军务札子》等，绍兴七年，则有四《辞太尉札子》，两《辞男云转三官札子》。九年，有两《乞解军务札子》，四《辞开府札子》，四《辞男云特转恩命札子》。十年，有五《辞少保札子》，及《辞册命札子》。十一年，有三《乞解枢柄札子》、《辞衣带札子》及《辞男云除玉带札子》等，从这么多的辞呈来看，我们不可能不感觉到岳飞对自己的生存处境是时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
而且从这些辞呈的内容来看，岳飞也无时不在向最高统治者高宗进行思想汇报，以申明自己的忠诚。同时，我们也没有丝毫理由怀疑岳飞的这片心思不是出自内心深处最真诚的想法。但应该明白的是，我们的相信甚至包括当时许多人的相信。都是没有多大意义和价值的。恰恰是因为岳飞过分的思虑谦谨，循名责实，反而让高宗那颗时刻绷紧的“痛抑猛士”的猜忌之心产生逆反心理。即便如此，高宗还是经常外宽内忌地对岳飞屡屡承诺“朕惟明主不吝赏。所以求社稷之臣。良将不言功，所以恤国家之难。上下相与，古今一途”。这又让岳飞不知所以然而飘飘然，只好“强起视事”。
况且，退一步讲，岳飞面对自己荡平“群盗”，走刘豫，败女真，收京阙，画黄河以守新复之疆这样的奇功伟绩，每次不是辞就是让，也有让朝廷对其到底想要什么产生怀疑。因此每辞一次，高宗反而给予更高的待遇，每一次获得更高的待遇。则又让岳飞更加受宠若惊。按照这个逻辑，高宗为了让岳飞死心塌地地为“不亡如缕”的宋王朝服务，就越是要给他们高官厚禄。因此，岳飞越是对其恩赐不接受，就越是让他们之间处于一种更加紧张的张力之中。还是王夫之说得好：“《易》曰：‘安其身而后动，定其交而后求。’谓名之不可亟居，功之不可乍获也。况帅臣者。统大众，持大权，立大功，任君父安危存亡之大计。则求以安身而定上下之交，尤非易易矣。”正是在这种紧张的张力之中，过分的谦虚也许比稍微的骄傲所潜在的危机更大，其微妙关系即此可见，酿成岳飞的悲剧也即此可见。因此。王夫之说岳飞不能自保其身的悲剧“遇秦桧之奸而不免，即不遇秦桧之奸而亦难乎其免矣”，其深意也许就在这里。
岳飞悲剧的酿成，还表现在他和同僚的关系处理上。当时诸将的基本情况是“位相亚。权相埒，力相等，功亦相次”，所以岳飞和诸将关系的处理好坏，也是其所坚持的事业能否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岳飞总是以己之心量人之腹，天真地以为自己的一片赤胆忠心能够换取其他大将的理解。绍兴七年三月在处理淮西之变时，岳飞在与同僚处理关系时过于率真就表现得十分突出。
当时，都督张浚“奏刘光世在淮西，军无纪律。罢为少师，……命参谋、兵部尚书吕祉往庐州节制，且以王德为都统制，郦瑾副之。瑾与靳赛，皆故群盗，与王德素不相能。德，威声素著。军中号为王夜叉。……复谋之岳飞曰：‘王德，淮西军所服，浚欲以为都统制，而命吕祉为督府参谋领之，如何?’飞曰：‘德与瑾素不相下，一旦使揠之在上，势所必争，吕尚书虽通才，然书生不习军旅。恐不足以服之。’浚曰：‘张宣抚何如?’飞曰：‘暴而寡谋。且瑾辈素不服。’浚曰：‘然则杨沂中耳。’飞曰：‘沂中视德等耳，岂能驭之?’浚艴然曰：‘浚固知非太尉不可。’飞曰：‘都督以正问飞，飞不敢不尽其愚，岂以得兵为念哉!’即日乞解兵柄，持余服。”
更有甚者，当张浚离开高宗前往督战之时。与高宗约定“臣当先驱清道，望陛下六龙夙驾，约至汴京。作上元帅。”岳飞却讥之为“相公得非睡语乎?”于是张浚“憾之终身”。可见，岳飞与当时德高望重的军事统帅张浚的关系处理中，虽然道出了事实的真相，但是言出无忌，把话讲的太真了，这就不仅得罪了张浚。而且还可以想见，也得罪了一批握有重权的其他大将。
另外，岳飞与高宗的心腹大将张俊的关系处理更是微妙而复杂。本来，岳飞曾是张俊的部下。并且对其有举荐之恩，但在将兵打仗上。张俊往往屈居岳飞之下，于是其嫉妒之心随之萌生，岳飞不但不顾及张俊的心理变化，而且还不时出语相讥。因此。张俊对岳飞是经历了一个从“意不平”、“益耻之”、“有意倾之”、“大憾之”到与秦桧相谋“共危之”的心路历程。
关于这点，王夫之早就看到了，他说：“岳侯以少年崛起而不任为元戎者，以张俊之故为主将，从中而沮也。韩、刘、二吴，抑岂折节而安受其指挥?”招致的阻力也就可想而知了。况且。面对当时“文官爱钱、武官惜命”的一团乌烟瘴气，岳飞却要遵守“众人都浊他独清”的信条，说出如果“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惜命，则太平矣”这类不合时宜的话来。不仅如此，面对当时“诸大将多养尊自肆，崇饰体貌”，岳飞“独以宣抚司官属有冗员，蠧国害民，乞行裁减”。诸如此类的言行，不仅在当时显得过于刺目，让其他臣僚从心理上难以接受，而且把自己推人了一个更加孤立的深渊。
另外，“兵权不可以假人”这一基本信条，在宋代是被“天子含为隐虑，文臣守为朝章”的，因此，岳飞握有重兵且威名在外，与最高统治者皇帝和文臣之间关系的处理，也就直接关涉到了他的自家性命。岳飞和高宗之间的紧张关系的特别恶化，是以武臣的身份于绍兴十年六月上《乞定储嗣奏略》。本来，高宗对岳飞就一直在处在疑忌相参之间。但是很明显，这一奏折的上呈已经完全打破了这种微妙的平衡。据《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载岳飞“视国事犹其家，常以国步多艰，主上春秋鼎盛(按，当时高宗年三十四)，而皇嗣未育，圣统未续，对家人私泣，闻者或相于窃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储之议。援古今，陈厉害，虽犯权臣之忌而不顾，天下闻而壮之。”
这段话至少有两点是值得强调的，一是岳飞以武臣的身份干涉朝政，说了其他所有大臣都不敢说的“真话”：二是不仅犯了权臣之忌，也许更重要的还是犯了高宗之忌。因为这不仅是对高宗人格尊严的挑战，也是对其独一无二的皇权的挑战。可想而知，岳飞离自己的悲剧结果是越走越近了。其次，岳飞与文臣之间关系的不良处理，除了说出“书生不习军旅”这类让文臣听了反感的“真话”外，更主要的是不时对虚伪文臣进行直面抨击。据《鄂王行实编年》卷一记载：靖康二年“五月，大元帅即皇帝位，改元建炎。先臣上书数千言。
大概谓：‘陛下已登大宝……’书奏，大忤用事之臣，以为小臣越职，非所宜言，夺官归田里。”可见，岳飞从此时起对即当朝文臣抱有轻蔑的态度。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说尽让那帮屈膝求和的文臣们不爱中听的大实话。又据《鄂王行实编年》卷六《遗事》记载：“复襄汉时，宰相朱胜非使人谕之曰：‘饮至日建节旄。’飞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也!’乃谢之曰：‘飞可以义责，不可以利驱。襄阳之役，君事也，使讫事不授节旄，将坐视不为乎?”可见，朱胜非本是出自一番好意，却遭到了岳飞的当头棒喝。可以想见，朱胜非的内心肯定不好受。至于岳飞与文臣秦桧、万俟卨等之间的复杂关系，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不必赘叙。因此，与文臣关系的这种处理方式，则成了酿成岳飞悲剧的直接原因。
综上所述，通过王夫之对岳飞形象论述的梳理和整合，结合有宋一代的文化史加以考察，不仅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南宋初年那场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也可以更加清晰地把握当时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而且，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岳飞“进无以效成劳于国，而退不自保其身”的人生悲剧。
